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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花－piano

今年的年尾巴寒冷依旧，每到这个时节都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牢骚话要说，这一次的牢骚比往年晚了三个星期，发布的时候仍然把日期定在了12月30日，算作年底的一个总结吧。

。我们的生活。

这一年的生活平淡中有波澜，起起落落在所难免，开心中夹杂辛酸。看过不少分析血型的文章，可能A血型的确是这样，往好听了说是越来越沉稳谨慎，不好听了说是越来越慎微矫情。不过这一年仍然让我们收获颇丰，尝试着在挣扎和漩涡中努力保存自我的本性。生活就像是曾经校园里的老师，不管你喜欢哪个老师的课程也罢，厌恶它也好，每位老师都能给你不同的知识累积。

这一年虽然繁忙，仍然偷闲去过了几个城市，有些还去了不止一次，有山村有城市，有江南有水北，印象最深是杭州，无论是“龙井村—御道—九溪十八涧—苏堤白堤断桥”的暴走，还是跨年零点后的深夜里四处寻找出租车，都充满了趣味，说到底还是城市动物。

。我们的家庭。
这一年，我们的家庭都很平顺。Winnie的父亲开始享受退休的闲暇生活，我的父母也没有病痛，关心自己的健康是几位老人的头等“任务”。

这一年，Winnie和我相识了9+年，再过3个月就跨过了10年，中间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我们从一个城市变动到另一个城市，然后又迁徙到另一个城市，波折与踌躇让我们认识到了“家庭”的意义。

2009年10月，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

2010年，我们将有自己的家。

。我们的工作。
我走过了为这家公司服务的第6个年头，开始了“七年之痒”，Winnie开始新公司的第二年。在2008-2009的惨烈职业危机中，行业低迷，老板更迭，我们幸运地存活了下来，有加薪有晋升。我的工作出人意料地得到了新老板的认可，年底再现调动迹象，如果不是考虑其他因素，恐怕要创造公司的记录了。

集团内保持良好人脉是重要的，会使跨部门跨公司工作更加顺畅，在中长期内，不管是国企民企还是外企，制度约定的流程绝大部分时间还是抵不过私人关系。诚恳待人，不以对方目前境遇的好坏而区别对待，行业在不断动荡洗牌，随着大环境的波动，难免有个别专业线在公司的地位会有起伏，很难说今天失宠的老板会不会在明天成为大老板倚重的人选，而我眼见的死于所谓“政治斗争”的同事，无一不是“过分”与老板捆绑在一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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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过去了，我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会很感激这个年份，它让我考虑清楚了很多事情，关于家庭、关于生活、关于事业。

2010年，希望是个顺利年。

看了网上流传很广的一段视频，柴静在建国60年北京记者协会演讲赛上的参赛录像。

演讲文稿转载如下：

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50多岁的女人，她是30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拉萨。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头有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30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叭、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雄，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1.5元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这个人就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1.5元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力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力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一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个饭菜端到他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还是吃完以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力所做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34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60多的男人说起来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他从裤兜里面掏出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睛，这个人18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只是为了想给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到，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这个人就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已经有过很多挫折，你靠什么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他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说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500块钱拿回家。他说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要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时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些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力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谢谢各位。

从11月份开始就清闲了一些，先是去了婺源，然后三清山，然后千岛湖，回到公司上班一周，又遇到公司奖励员工去欧洲，前后算下来，一个月就这么滑过去了。这半年拍了不少照片，但每次抬手就懒，照片看着看着就关掉了，没有了一点兴致再去连篇累牍地贴blog，呵呵，累积下来，这一年几乎都是“月经”贴。

工作还是老样子，从产品档次上来讲，这个项目的产品应该算中等档次，这就意味着同样10亿年销量（签约，非意向）我们要比高端产品多跑量，也就更加累人一些。消磨过11月，12月就要为来年1月份做准备了，工作啊，揍是一个case接着一个case。

今天老板找谈话，说明年5月武汉有动作，要是我点了头同意去，估计要创造公司的一个记录了。

想起某本书曾经说，在国际各方实力均衡的情况下，联合国秘书长往往来自矛盾外第三方国家；可能前阵子选出的欧盟掌门人也缘于此因。

觉得自己还是要再积累得殷实一些。

断断续续地看了几部正剧,《人间正道是沧桑》、《走向共和》，都是掐头去尾,略去了片头片尾的版本。网上的评论大多是“创作者视角的不同让人耳目一新”云云，但细琢磨，国人确实容易满足，它对比的参照物仅仅是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而已。

其实这几部剧，从《潜伏》开始都隐透出一个话题——信仰。正如诸多宗教所提倡的出世或者入世，导演似乎也在探讨着一个问题，初期的信仰到底是年少的激进还是理性的思考。黄浦的杨立青，北洋的袁世凯，在或激进或理性或看似中庸的派别之间都曾经有过犹豫，在体制新思维的冲击尚未完全被吸收消化的时候，当下很容易被看出缺陷的林林总总“信仰”，在当时却是需要勇气才能判断的，因为没有任何标准去判别，几千年的文人治国也没有诞生出任何有利于快速判断西方体制形态的思维工具或者思维方法。孙文学会VS青联，君主立宪VS共和立宪，无论是倾向于哪一种思潮都会给人留下“瑕疵把柄”，总会被若干年后的主流学说当作“落后分子”。

身处不同形态漩涡中的人是最为难过的，往往被同代人评价为“奸”，无论哪一派别都会把他当作难以驯服的对象，或者思维顽固者。杨立青在倾向红色思想后因摇摆时期的“错误”被开除，袁世凯在倾向共和后因摇摆时期的“首鼠两端”而被更改制度、限制权力，所有这些因为信仰而发生的“矫枉过正”往往悖逆了信仰本身所提倡的信念。

想起了历史上诸多灾难性的事件往往始于宗教信仰或者信仰的争端，而这些宗教本身却倡导着大同小异的“平和”。再想起了“居者有其屋”或者“耕者有其田”，过了若干时代后，不知道是否会被认为是飞涨价格的始作俑者。但信仰这些“信仰”的人，却成为漩涡中的潜在受害者。

如此看来，信仰或者信仰之下的理想与梦想，似乎是个伪命题。

1.
接二连三地看了几部CCTV的正剧，《乔家大院》、《走向共和》，准备看《人间正道是沧桑》，抛开意识形态的偏见，着实拍的不错。有一年集团年会上请到了谢国忠做经济形势分析的演讲，他说——不得不承认，中国90％以上的优秀人才都集中在了党内或者体制内的单位，或者为体制内单位服务——能够在夹缝中有些许独立的想法并表达出来，是难能可贵的。

2.
从2008年10月起接手的工作有了新的工作内容，新的title，之间若干反复与艰辛不提，不管怎么说，算是“尘埃半落定”了。

3.
入手小复式一套。

落一叶而知秋近，
最热的一个月已经过去了。